张天伟丨学术评价中的语言因素及影响机制

2022年第5期

专题研究　

国际学术话语权

本期嘉宾

张天伟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政策、句法学。

学术评价中的语言因素及影响机制

文丨张天伟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9）

提 要 学术评价是学术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术活动起着导向作用。语言对学术研究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但中国现有学术评价研究较少关注语言因素的影响。考察国内外4种权威的大学排名体系中与语言相关的评价指标和国内不同类型高校对教师学术能力的考核标准，从机构和个体两方面研究语言因素在现有学术评价体系中的显性和隐形作用及其传导机制，发现：学术评价中的语言政策是一种隐性的语言政策，受到经济、政治、文化等语言外因素和语言管理、语言信念等语言内因素的影响；显性的量化评价指标在传导机制中起主要作用；语言政策在学术评价中的动态调整体现了能动性与客观世界的互动关系。为提升中文的国际学术影响力，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建议建立学术评价中合理的语言政策传导机制，优化评价体系改革，掌握评价话语权。

关键词 学术评价；学术语言；学术话语权；大学排名；语言政策

一、引言

学术话语权包括学术活动、学术观点和学术评价等内容，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的国际竞争已经由产品竞争、市场竞争转向话语竞争、标准竞争。评价就是树立标准，学术评价对学术起着导向作用，是学术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当今高度信息化、制度化的时代，学术不仅仅是个人的兴趣，还关系到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学术评价的导向性作用对国家、高校、个体的学术选择和研究方向都影响深远。因此，对学术评价的研究也是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方面。

学术评价的历史由来已久，古代的学术研究通过个人之间的书信讨论进行交流。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学术研究成果呈现爆炸式增长，学术期刊以及期刊评价方式也应运而生。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学术研究中的评价问题，21世纪以来更是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以往研究大多关注学术评价的机制、标准和影响等因素，尤其侧重于研究学术期刊的排名、论文的影响因子、高校教师的评价机制等问题，如张远增（2001），张保生（2006），朱剑（2009），叶继元（2010），周光礼、武建鑫（2016）等，对语言在学术评价中的作用关注不够。

语言作为社会活动的基础，也是学术活动的重要参与因素。Ricento（2015）从语言政策和政治经济角度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的英语，认为英语作为一种通用语的有效程度受全球政治经济影响，取决于对话者身份、对话语境以及对话者利益与目标互相兼容和理解的程度。学术评价中的语言因素正是对英语作为全球学术通用语使用的一种适应、博弈和妥协。Piller & Choi（2015）以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为个案，分析了大众媒体制定的大学排名如何影响学术政策，认为大学排名的国际化指标是有意识地推广英语在韩国传播的一种表现。迈克尔·戈尔金（2022）认为科学长期以来以客观性和公正性著称，英语又是科学的主要语言，这使得英语人群似乎有客观的“中立性”，美国科学的霸权就隐藏在看似中立的英语之后。Phillipson（2019）通过对全球美国化进程和英语作为无主语言的推广过程的论述，展示了大学学术自由所受到的抑制。对此问题，中国学者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李宇明、王春辉（2020）探讨了科研生产力与中文首发制度，提出了5点建议。文秋芳（2021）深入探讨了学术国际话语权中的语言问题，认为学术创新、强势英语、传播平台和学术影响四大要素相互循环，导致学术权力和语言权力合二为一，形成学术-英语霸权复合体，学术权力成为显性一面，语言权力成为隐性一面；学术语言政策是影响学术国际话语权中语言权力的中观因素，国家应制定明确的学术语言政策，以提高中文国际学术影响力。由此可见，语言在学术活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学术评价需要考虑语言因素的影响。

中国学术评价机制一直在不断改革和完善之中。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以破除“唯论文”和“SCI至上”为突破口，不把论文数量、代表作数量、影响因子作为唯一的量化考核评价指标等具体要求。^①但具体怎样实现这一评价机制的改变，需要对学术评价的内在影响因素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因此，本文拟从机构评价和个体评价两个方面出发，选取大学排名和高校教师学术发表要求的案例，研究当前国际国内学术评价机制中语言因素的影响，为更好地贯彻落实“破五唯”政策提供参考。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http://www.gov.cn/zhengce/2020-10/13/content_5551032.htm。

二、机构评价中的语言因素：以大学排名为例

学术研究的主阵地是大学和各类科研院所，本文以大学作为学术机构评价的主要研究对象进行考察。对大学学术的评价随着大学制度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现代大学制度的形成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对科技的需求促使其产生并不断发展。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制度体系，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是其根基。因此，近代以来对大学的评价一开始是自发的、无意识的，依靠人们的直观感受和口碑影响大众。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对大学制度提出了新要求，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成为大学的两大主要任务，而这两大任务与社会关系紧密，大学也因此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大学评价从个体评价、口碑声誉转到以数据为基础的整体评价，由此而兴起的大学排名本质上是对大学进行综合性量化评价的一种方式。

（一）国内外主要大学排名体系

用排名的方式对大学进行评价，在国内外都已有较长一段历史。1983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社首次对美国大学进行了排名。中国最早的大学排名则由中国网大在1999年推出。但是上述排名都是对单一国家的大学进行的排名，最早对世界大学进行的综合排名评价是2003年由上海交通大学一流大学研究中心发布的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Shanghai Ranking’s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ARWU）。此后，各种世界大学排名榜单纷纷出现，如英国的QS^②世界大学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QSWUR）、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THEWUR）、美国的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U.S. News & World Report Best Global Universities Rankings，BGU）都相继发布并产生极大影响。但是，以往研究关注的多是排名评价机制、指标体系、对大学发展的影响等，尚未见到对排名中语言因素的研究。因此，本文以上述4种比较权威的世界大学排名作为调查对象，对其指标和评价体系中的语言因素进行考察。

（二）与语言相关的评价指标

从表1可以看出，上述世界大学排名的评价指标体系主要由两大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从主观角度进行的质性调查，如各大排名中与声誉相关的内容；一部分是以客观数据为依据进行的量化分析，如各种论文引用数据、师生比例、国际合作情况等。将四大排名的指标体系进行整理，发现其中与语言因素相关的指标可分为如下两个方面：其一与质性调查相关，如声誉调查中被评价者、被调查者、调查问卷之中不同语种对结果的影响，调查机构使用的工作语言等；其二与量化评价相关，如国际化程度中的师生人数，论文发表、引用相关的数据等。

1.声誉调查中的语言因素

除了软科排名，其他3个排名中声誉调查都是一个重要的评价指标。如QS排名中，学术声誉和雇主声誉加起来占比达到50%。据该排名官网介绍，这一指标调查了高等教育领域13万多人对世界大学的教学和研究质量的专家意见。^③如此看来，这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学术意见调查。泰晤士排名中的信誉调查分别属于教学和研究模块，每年进行一次，考察各机构在教学和研究方面的感知威望。U.S. News排名把声誉指标分为全球研究声誉和区域研究声誉，各占12.5%的比例。在这些调查中，大多数问卷使用的语言是英语，被调查者也主要用英语回答。如QS排名的问卷大多是用英语调查的，官网上的样例问卷也是英语的，但可以提供阿拉伯语、中文（简/繁）、英语、法语、德语、日语、韩语、葡萄牙语、俄语、西班牙语的翻译。泰晤士排名与爱思唯尔（Elsevier）合作，也是以英语作为调查问卷的主要语言，可以提供12种语言的翻译。U.S. News排名的调查问卷提供中文、英语、法语、德语、日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7种语言，但以英语做调查的比例最高。以人文科学为例，使用英语调查问卷的比率是75%，西班牙语是8%，葡萄牙语是6%，日语是5%，中文是3%，德语是2%，法语是2%。而社会科学类别使用英语的比率是77%，工程技术类使用英语的比率是73%，医学类使用英语的比率是81%（Clarivate 2021）。U.S. News排名的调查中，非洲地区21个国家官方语言为法语，但是在回答该调查的人群中，93%还是使用英语作答。而面向国际社会进行的声誉调查不可避免地受到目前国际学术通用语的影响，许多国际学术交流都是用英语进行，这些被调查者自然会对英美国家的大学有更多的了解。

2.相关发布机构的工作语言

四大排名机构分属3个国家，官方语言是英语或中文。QS排名的官网是英文，没有其他语言。U.S. News排名的官网也只有英文。泰晤士排名的官网除了英文以外，还可以选择简体中文，但打开页面后，具体内容还是英文。软科排名网站上既有中文也有英文，但中英文内容略有不同。从排名榜单发布的语种看，除了泰晤士排名和软科排名是中英双语发布外，其他两大排名体系均用英文发布。但值得注意的是，软科排名榜单虽用中英双语发布，但其发布的报告却是英文的。由此可见，相关发布机构具体的工作语言还是以英语为主，即使是中国国内发布的软科排名，也注重英文网站、英文发布和英文报告的建设，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英语作为国际学术通用语的使用影响了大学排名发布机构的语言选择。

3.与论文相关的语言因素

论文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评价指标。各大排名都有一项或多项指标与论文有关，如QS排名中每位教师的论文引用率占比达20%，泰晤士排名中引用占比30%，U.S. News和软科的排名将引用拆分为几个不同的方面，但合计比例都到了50%左右。可见，论文的引用情况是各大排名机构衡量大学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准。

论文的引用数据一般通过统计的方式得出，看起来客观公正，有些指标还会在不同学科之间进行平衡。但事实上，论文引用与写作语言关系密切。饶高琦等（2020）通过对WOS数据库中近十年论文的语种分布进行分析，认为“当今学术研究领域呈现英语‘一语独大’的现象，且其余语言分布极不均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学术交流中经济性原则占据了优先地位。由于英语被认为是国际学术通用语，英语学术成果在学术期刊中不仅被英文文献大量引用，也被其他语言的文献大量引用，因而其引用率比其他语言的更高。而各大排名所采用的数据库收录的绝大多数文献都是英文文献。如软科排名和U.S. News排名的数据都来源于科睿唯安旗下的数据库，英国的两种排名则都使用爱思唯尔数据库。不管是哪种数据库，目前所收录的文献都以英文文献为主，因为英文论文所拥有的读者群更大，引用率更高。因而在排名体系中，发表英文论文为主的大学，在引用这一重要学术指标上比其他大学有显而易见的优势。

4.国际化指标中的语言因素

国际化程度也是各大排名关注的重要方面。如QS排名中国际教师和国际学生比例指标各占权重的5%，并且在2023年还将新增国际研究网络这一指标，考察学校的国际合作情况。泰晤士排名中国际前景也占7.5%，涉及国际学生、员工和合作3个方面。国际化虽然是全球化以来教育发展的一个方向，但是对于大多数英语非母语国家的学校而言，加强国际化往往伴随着英语影响的扩大化。因为国际化师生与合作的增加，必然增加语言交流沟通的成本，而英语在国际学术界的统治地位，使得其成为国际化课程和国际合作的首选语言。一段时间内国内大学双语课程的盛行反映了这一趋势。

从以上与语言相关的指标来看，英语作为全球学术通用语，也极大影响了国际大学排名体系的评价标准。机构工作语言和声誉调查语言主要使用英语，使得英语国家的大学获得的正面评价更高。学术引用所依据的数据库以英文文献为主，那么其他语种发表的文献在评价上就不如英文有优势。各大排行榜最新的世界高校排名前十，除了QS排名中瑞士的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位居第八，其余都是美英高校。这虽然表明美英大学实力强劲，但与其语言优势也不无关系。从国际化指标来看，美英等国家的英语优势，使得大多数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留学生不需要额外再学习新的外语就可以直接申请，这也增加了这些国家大学的国际竞争力。

②  QS（Quacquarelli Symonds）指夸夸雷利·西蒙兹公司，是英国一家国际高等教育咨询公司。

③  参见QS官网，https://support.qs.com/hc/en-gb/articles/4405952675346。

三、个体学术评价中的语言因素：以高校职称评审科研要求为例

高等院校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主要阵地，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4亿，一批大学和一大批学科已经跻身世界先进水平，中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进入世界第一方阵。^④在建设过程中，大多数高校，尤其是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对教师的学术研究都有一定的要求，往往通过制定规则促进教师的科研发展，以实现学校整体发展目标。其中，职称评定中的学术要求对教师的影响最大、最典型。因此，本研究选取一些代表性高校，从语言政策角度考察国内不同类型高校在个体学术评价中的语言影响因素。

由于高校之间的差异性较大，不同地区、不同规模、不同建设类别大学的区别客观存在。因此，本研究从文献分析和质性访谈两个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文献分析方面，研究采取分类抽样的方式，将高等院校分为三类：双一流高校（原985高校）、双一流高校（原211高校）、普通高校（非985、211高校），每个类别选取3所代表性高校，将这些高校的职称评审文件中与语言相关的信息分类列出。因为不同学科的评审条件差别较大，因此研究从人文学科和理工科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具体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由于疫情影响，本研究的质性访谈主要采用电话和微信访谈的形式，围绕各学校教师学术发表与职业发展的关系进行讨论。访谈对象为14位学者，均在高校工作5年以上，具有丰富的学术发表经验。其中男性8人，女性6人；985高校4人，211高校6人，普通高校4人；教授6人，副教授5人，讲师3人；人文学科8人，理工科6人。访谈语言为中文，电话访谈内容转写和微信内容共计69 894字。

结合文献分析与质性访谈，我们从材料中提炼出三大主题：（1）论文发表的中外期刊评价问题；（2）职称评审时对外语水平的要求；（3）教师引进和晋升时海外经历的影响。

（一）论文发表的中外期刊评价问题

职称评审中与语言有关的最主要因素集中在对学术论文发表期刊的层次认定上。对国际期刊论文的认定，约半数的学校明确规定其等级比国内期刊要高。如高校D规定1篇SSCI等类别期刊论文可相当于2篇国内C刊论文。这些条款是文件规定中的显性政策。从学科分布来看，理工科对教师发表国际期刊的要求更高，如高校G的自然科学期刊分类主要倾向于国际期刊，而人文社会科学则主要是国内期刊。

由于政策的规定非常明确，因而教师在发表论文的时候倾向性比较强。所有访谈对象都表示，当文章同时有机会发表在国内期刊和国际期刊上，则更愿意发国际期刊，因为其学术评价和认可度更高。能够用外语发表论文的教师一般被认为科研能力更强。

如果能够发国外期刊，大家当然愿意发国外的。虽然我们学校国外期刊也分区了，不过一般来说，SSCI比CSSCI还是显得更高大上一些。不过英语不好的就没办法了，只能发国内的。（访谈对象e，电话访谈）

我们理工科的，大家基本上都发国外的期刊。（访谈对象h，微信访谈）

访谈对象e还进一步补充，认为国际期刊论文的发表机制更公平公开，对自身学术发展更有帮助。

但是从职称文件也可以看出，自从国家提出改革科研评价机制后，不少学校开始用代表作制度取代了以往数量与级别等硬性要求，代表性成果由校内或校外专家进行评审认定，因而显性的论文发表制度又慢慢被学科内同行评价所取代。至于同行评价中怎样区分成果等级，则与个体的隐性语言意识形态相关。

（二）职称评审时对外语水平的要求

从职称文件可以看出，不同高校在这一问题上的做法不同。两所原985高校和一所原211高校要求教师必须达到一定的外语水平才能晋升教授职称，其他高校没有特别要求。从访谈教师的感受来看，多数教师对此感受不深。

我们学校以前职称晋升的时候要求外语要达到一定水平的，比如取得全国英语等级考试（PETS）的等级。所以，那时老师们要报职称，还要去参加外语培训班，拿一个证书才行。后来学校又规定晋级要有出国经历，大家纷纷申请到国外做访问学者，我也出去过一年。但是国家提出“破五唯”之后，好像我们学校也不强调这个了，也许是后来大家都有出国经历，或者干脆就是海外回来的，所以不符合这一条的比较少。（访谈对象a，电话访谈）

学校对出国访学的态度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是在按照政策和名额每年推进，没有特别支持或者不支持。（访谈对象c，微信访谈）

对外语水平的要求反映了大学对学术研究国际化的要求。由于中国的学术研究长期以来处于追赶者阶段，对国外成果的了解和借鉴是占领学术前沿的必然途径，因而需要研究者以一定的外语能力为支撑。这种要求的改变也反映了时代的变化。随着中国外语教育的发展，高校教师的外语能力越来越强，学术研究国际化程度已经达到一定高度，不必通过外语条件去强制规定了。

（三）教师引进和晋升时海外经历的影响

海外经历在职称评审文件中没有相应规定，但是在访谈时不少教师提到这一因素的影响，因而也是一种隐性的语言因素。各大高校中有海外经历的教师在入职和晋升时更占优势，人们对其学术评价更高，认为其代表了较为先进的学术潮流。

海外TOP200高校毕业的博士在入职时有绝对优势。大家觉得国外名校回来的怎么也得是很厉害的吧！不过现在青年教师都搞“3+3”聘任制，他们回来要是没有拿到固定教职，还是压力挺大的。（访谈对象d，微信访谈）

综上所述，从高校职称评审中反映出来的个人学术评价还是要受到语言因素的影响，无论是什么类型的高校，外语水平、国外期刊发表、国外学习经历都是个人学术评价中的积极因素。个人在学术选择时也倾向于国外发表，对国外学习和SCI、SSCI等类别期刊的认可度高于国内。

④  参见《教育部：我国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高等教育体系》，https://m.gmw.cn/baijia/2022-05/18/1302952240.html。

四、学术评价中语言因素的语言政策视角分析

（一）学术评价中语言因素的性质和影响要素

语言政策按不同维度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从形成机制上可以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从手段和目标上可以分为显性和隐性；从文献角度可以分为明确的和模糊的；从法律和实践角度可以分为法定的和实际的（Johnson 2013）。学术评价中的语言政策既有国家层面，也有机构和个人层面，兼顾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从文献角度来看，中国学术评价中体现的语言政策兼具明确性和模糊性，但在当前“破五唯”的背景下，还是以模糊性为主。从法律和实践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实际上的语言政策，虽没有在法律上或宏观政策上加以明晰，但却在学术评价中实际应用。从手段和目标来看，学术评价中的语言政策是一种隐性的语言政策。

从前文收集的数据来看，受世界大学排名和学科排名的影响，中国当前学术评价中的语言政策还是倾向于以国外期刊发表为主，有海外名校留学经历的更受欢迎，这是一种显性与隐性相结合的语言政策。具体来说，从机构评价来看，四大世界大学排名能够取得这么大的影响力，其指标体系有其合理性和认可度。但我们仔细研究这些排名中的语言因素，还是能够发现许多隐藏在公平公正指标下的东西。比如四大世界大学排名发布机构中，3个是英国和美国的媒体、咨询机构。因此，榜单上美国和英国的大学往往占据绝对的优势，除了这些学校本身的实力外，这种情况和评价主体也有一定的关系。从评价者来看，目前在学术声誉调查中，欧美学者占调查对象的比例较大，如QS排名中，被调查者中使用英语的占绝大多数。从评价指标看，学术引用数据库和国际化程度是重要指标，在学术研究方面，各大排名体系都使用了论文引用率这一指标，而这方面数据库的数据基本都是英文的，如引用最多的Web of Science数据库、Scopus数据库等收录文献多是英文文献，所收录期刊主要由英美国家主办。就国际化程度而言，国际学生比重占有重要权重，而国际学生大多使用英语授课。从个人评价上看，隐性的语言政策表现在学术发表中，用英文发表的论文学术声誉更高，在教师招聘中，各机构更青睐海外留学人员。

学术评价中的语言政策受到政治、经济、文化、个人发展等多维因素影响。斯波斯基（Spolsky 2019）提出了语言政策及其管理理论的优化版，修补了其（Spolsky 2004，2009）提出的语言实践、语言管理和语言信念的语言管理理论三分论。具体修补体现在：其一，在语言管理成分中增加了语言提倡者；其二，在语言管理过程中增加了自我管理的内容；其三，在分析语言政策及管理的影响因素时要增加“非语言因素”。非语言因素包含的内容很多，如殖民、种族灭绝、腐败、战争、自然灾害等，而语言问题在许多非语言因素面前会显得微不足道。受斯波斯基管理理论优化版的启发，我们认为学术评价中的语言政策主要受语言内和语言外两类因素的影响，但语言外因素起决定作用。语言外因素可以分为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类别。如经济因素对学术个体和学术机构的影响都很大。个人需要通过学术工作获取足够的报酬以维持生活，机构需要通过学术研究、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等各项工作获得办学经费而可持续发展。个体和机构所处的社会文化和体制制度也同样影响其学术选择。这些语言外因素作用于语言内因素，并通过隐性和显性等不同方式表现出来。语言内因素主要表现在语言信念和语言管理中，如在《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发布之后，政府和学界在语言管理中提倡中文首发制度，增强中文的学术影响力。但这一目标能否实现，还要考虑到语言外因素的影响，如政府要考虑国际形势、投入产出、管理成本等，机构要考虑绩效考核、经费拨款等，个人要考虑职称晋升、奖项评比、人才称号等。这些语言外因素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语言内因素，制约着语言内因素作用的发挥。因此，学术评价中的语言因素要结合其他社会因素来分析，语言政策实施也要考虑语言外因素的制约作用。

（二）学术评价中语言因素的传导机制

学术评价的传导机制指的是大学排名等社会评价作用于机构评价，而机构评价又作用于个人评价。大学排行榜、学科排名等社会评价直接关系到高校的声誉、招生、学生就业、政府经费投入、领导政绩考评等维度，受其影响，机构评价参考社会评价的指标制定机构的评价和发展指标，如职称政策、院系考核标准等，而这些因素又直接作用于个人发展。

从大学排行榜中的语言因素来看，声誉调查中的语言因素是通过质性调查得出，主要和人的主观评价相关；论文相关的语言因素由数据统计得出，主要是一种量化评价。而这两种因素在实际中起到的作用并不相同。从中国大学职称评审中体现的语言政策来看，受到大学排行榜影响的主要是论文相关的语言因素。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在高等教育方面一直致力于国际化，致力于和国外大学、科研机构的交流合作，目前国内顶尖高校的目标都是建设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因此，对这些学校来说，加入到世界大学排名体系并且在其中取得较好的位置是体现学校整体实力的必然要求。原985、211各校职称评审文件对论文发表的语种和期刊规定，正好呼应了大学排名榜中重视论文文献引用数据或国际合作的指标体系。而这种明确的语言政策直接影响了高校教师的个人语言信念，使大部分教师形成了国际期刊学术水平高于国内期刊的隐性认识，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致力于将学术论文发表在国际期刊上。至于声誉调查中的语言政策，对机构和个人的学术影响并不直接和显著，因为这种主观评价受到个人隐性的语言信念影响，无法从显性政策层面加以规定和实施。由此可见，学术评价中的语言政策传导机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显性的量化评价指标，隐性的质性调查只能改变语言信念，而不会直接作用于机构政策和个人。

（三）学术评价中语言因素的能动性视角分析

学术评价中的语言政策受多维因素影响，不断调整，呈动态发展，体现了语言政策研究中能动性与客观世界的关系。能动性是近期语言政策与规划（LPP）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也是该学科研究范式和理念的一个重要变化。Liddicoat & Taylor-Leech（2020）认为能动性的社会力量基于能动性和客观世界的二元论。能动性与客观世界关系密切，两者是一种互动关系。人的主观能动性是行动者自由选择的能力，而客观世界是影响能动者做出选择的外界因素。两者之间存在辩证的关系，并且相互影响。LPP研究中可以将语言政策作为塑造社会行动者行为的客观世界来看待。语言政策可能会限制特定语言背景下行动的可能性。学术评价中的语言政策体现了能动性与客观世界的互动关系。各种大学排名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成为影响大学学术评价的客观世界。大学为了适应这一客观世界，出台了各种措施提升自己在排行榜上的竞争力。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教育主管机构针对高校职称制度中存在的各种评价标准和评价机制不够完善等现实问题，也在推行各种改革措施。如2021年人社部、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不以SCI、SSCI等论文相关指标作为前置条件和判断的直接标准，不得将出国（出境）学习经历作为限制性条件，学术评价中弱化过分推崇英语因素的影响，体现了高校职称评价“破五唯”、破立结合的改革思路；又如近期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中科院、自然科学基金委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减轻青年科研人员负担专项行动的通知》等。这些都是政府和机构面对当前客观世界而做出的能动性改变。这些政策的出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继承、发展和创新，体现了能动性中重复、筹划和实践性评估3个要素的互动和相互影响。又如：近期，兰州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高校宣布退出世界大学排名；南京大学明确宣布在《南京大学“十四五”规划》和《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高校整体建设方案》编制中，学校发展和学科建设均不再使用国际排名作为重要建设目标。这也是机构针对客观世界，即大学排名中的弊端，发挥机构能动性的一种表现。从大学机构和学术个体的关系来看，机构政策出台后具有持续性，形成一定的客观世界。而个体既要适应客观世界的要求，尽量选择符合机构政策的语言政策，如发表英文文献、获得国外研修经历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如呼吁进行评价机制改革，反对简单粗暴地以语言划分文章等级的分类方法等。但总体而言，对个体来说，其能动性弱于客观世界所带来的影响。

从中国当前的学术评价现状来看，机构评价和个人评价中的语言政策受到世界大学排名体系的影响，语言因素体现在显性和隐性等不同方面，但在国家发布教育评价机制改革的总体意见后，机构的能动性开始显现，最终效果还需要考虑语言外各种因素的制约。

五、提升中文国际学术影响力的建议

（一）建立学术评价中合理的语言政策传导机制

目前，中国在教育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重要举措是“破五唯”，即要改变过去唯论文、唯奖项、唯帽子等一系列评价标准的影响。但从高校教师对这一政策中语言因素的反响来看，目前政策实施还不能完全改变既有评价体系。究其原因，中国所发布的指导性文件是一种隐性的政策，只指明了大的方向和趋势，没有量化指标和评价标准取代原有标准，因而机构和个人在评价体系的选择上还是更倾向于原有的可操作标准。如对期刊的规定，目前各大世界大学排名中对论文引用数据的计算方式不变，机构所规定的国际期刊比重和学术评价高于国内期刊的条例就不会改变，教师所形成的重外轻内的语言信念自然也不会转变。政府所制定的“破五唯”评价标准如果要真正发挥实效，就必须确立一系列可操作的指标体系来取代现有体系，才能打破这一显性的语言政策传导机制。

（二）优化评价体系改革，掌握评价话语权

李宇明指出，中国语言政策研究要从借鉴性研究转向原创性研究，对研究的评价不能仅仅着眼于对我何用，而是要探究语言生活的实际。^⑤对学术评价的观念也需要转变，一方面，在现有评价传导机制无法完全改变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通过评价体系的优化改革，发挥机构和个人的能动性，改变跟着榜单走的评价机制；另一方面，也要建设中国学术评价的指数体系，掌握评价话语权。学术评价也是国家语言能力指数体系的重要方面。建设好指数评价体系，增强指数的国际影力，也是建设中国在学术评价上的话语权。2022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发布的国家语言能力指数，针对前期研究的不足，将一、二级指标进行了简化和调整，按照已有、在用和扩展3个角度构建了新的指标体系。研究发现：在传播能力内部，影响力是基础指标，话语权和推广力是高阶指标；话语权对于传播能力的影响更大，基本上是该语言在世界传播体系中地位的直观反映。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传播能力中的话语权建设还有一定差距（张天伟2022）。有鉴于此，优化评价体系改革要“破五唯”，但不是“不为”，而是要破立结合，实行分类评价，明确具体措施，建立新的评价体系。具体来说：（1）要提高中文的知识创新能力。语言是学术传播的载体之一，中文的知识创新能力提升了，中文的学术使用也自然会提升，详见文秋芳（2021）的论述。（2）要提升中文语种的学术期刊影响力，建设好大型学术文献数据库。提倡学术论文的中英文长摘要制，鼓励学术论文中文首发制或中/外文并发制（文秋芳2017；李宇明，王春辉2020）。（3）要倡导中英文并重的代表作制。在突出代表性成果质量、成果形式多元化基础上，提倡中英文并重的代表作制的多元化呈现方式。

⑤  该表述出自李宇明在2022年6月18日第八届中国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学术讨论会上题为“从借鉴性研究到独创性研究”的发言。

六、结语

建立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一直是中国教育管理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提升学术话语权的重要措施之一。语言因素在学术评价中所起的作用不可小觑，可以通过大学排名等机构评价方式自上而下地影响到机构政策，进而影响个人的学术选择。当前中国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重大战略决策实施过程中，改变跟着评价指标走的传统做法，破除“五唯”思想，需要重视语言因素及其带来的各种显性和隐性语言政策的影响，要通过建设大型文献数据库、办好中文学术期刊、完善大学排名机制等措施，树立文化自信，发挥语言因素对学术研究的促进作用。

编排：逯琳琳

审核：王   飙 余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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